像很多亚洲人一样，越南人也蜂拥到新加坡购物。他们去逛乌节路上那些时尚、馨香的商场。也有少数富人是去新加坡看牙、看病、生子。此外他们也被一些更为无形的东西所吸引：欣欣向荣的感觉，令人满意的效率，就好像在某种奇迹的作用下，阿尔卑斯的井然有序和瑞士的明透洁净，降临在了热带地区。他们呼着气，从现代亚洲生活那种喧闹躁动中解脱出来，被新加坡的便利所环绕，在这里，似乎没有什么事会出岔子。

就算你不喜欢新加坡，也会钦佩它。当然，一旦你开始钦佩它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喜欢上了它。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本周一过世，享年91岁，他生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20世纪少有比他更加杰出的政治家，可能也没有比他更伟大的实用主义者。

新加坡的许多特质极易引发灾难，这也显示了李光耀的成就有多么巨大。“它本不应该存在，而且也无法存在，”他在2007年接受《纽约时报》采访时说。“我们没有成为一个国家的要素，缺乏一些基本的因素：同质的人口、共同的语言、共同的文化、共同的命运。”实际上，这是一个由华人、马来人和印度人组成的族群和宗教大杂烩，是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的城市国家。

然而李光耀让这个国家良好地运转了起来，而很多自身禀赋远远更优越的国家，却没能做到这一点──阿根廷是个尤为突出的例子。而且从巴尔干半岛到中东，事实已经证明，宗派分歧难以逾越，往往会成为战争和国家解体的催化剂。

蕴含着灾难的因子，并不意味着灾难不可避免。李光耀已经展示了这一点，而且在他执政的那个时代，不和谐音是种常态，每一个政治细节都需要处理和阐述，这让治理国家的工作变得更加无章可循。决定因素在于领导力，而领导力的关键则在于坚定信念，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严明纪律，为了共同利益而灵活调适，以及拥有远见卓识。

李光耀唯一的宗教就是实用主义，而（一般意义上的）宗教是实用主义的敌人，因为对一些信徒来说，宗教阐释的真理是不顾事实的。任何憎恶事实的意识形态都是有问题的。（例如，如果你认为一片土地是你的，因为《圣经》记载它属于你，但另一群人在那里生活，而且已经生活了好几个世纪，那么这就是一个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的问题。）李光耀在政策上有一个基本尺度：它管用吗？这是一个有前瞻眼光的人制定的标准，对他来说，可以借鉴历史，但不能受到历史的禁锢。李光耀憎恶受害情结（那是草率思考和民族主义妄想的借口），也憎恶腐败。他重视机遇、精英政治、移民的工作伦理，以及教育。

西方式的民主不合他的意。对于需要铸就国家，然后高速实现繁荣的新加坡，西方民主太缺乏常性了。他是威权主义者，在必要的时候出手严厉。言论自由和政治反对派普遍受到打压；唯一允许的一种自由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。李光耀遵循亚洲传统和儒家教诲，把集体利益摆在个人权利之上；他还恫吓新加坡人，令他们心生恐惧。总体而言，这些做法起到了效果。新加坡成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商业和金融中心。经济繁荣弥合了分歧，尽管像世界各地一样，新加坡的贫富差距也日益加剧。

虽然拥有自由、拥有实现自由的手段是一种普世的愿望，但世界上却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全人类的单一模式。科技让人际联系变得极为便利，但政治共识却不会由此产生。实用主义也需要接受这一点，（在反对暴行的同时）权衡利弊，并保持耐心。

新加坡奇迹成为了亚洲的一个范本。如果说，亚洲处理冲突的作风很务实──尤其是在中国、印度之间紧张关系的处理上──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李光耀。中国模式──威权主义，自由市场，在经济上开放，但在政治上封闭——显然受到了李光耀时期新加坡的影响。印度总理纳伦德拉·莫迪(Narendra Modi)推进清洁运动的做法，让一些人形容他是“印度的李光耀”。前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许通美(Tommy Koh)通过电邮告诉我说，李光耀扶植的强大制度，保证了“他的去世不会对新加坡的未来产生任何负面影响”。这一点也显示了李光耀的伟大。

富裕起来的亚洲人会在何种程度上对政治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？我们可以拭目以待，但我觉得变化不会很快到来。“值得向往”不等于“必不可少”，至少目前还不是这样。李光耀还为亚洲做出了另一个重大贡献：他重视美国的力量，相信它有助于稳定亚洲地区的局势。李光耀不是一个美国衰落论者，他曾对政治学家约瑟夫·奈(Joseph Nye)说，中国可以利用13亿的人才储备，而美国却可以汲取全球70亿人，并将他们重新组合，形成一种有利于激发创造力的多元文化。汉民族主义做不到这一点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李光耀也是对的。